中共党史上的100位人物

一个党的奇迹首先就是其成员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100年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枪林弹雨中视死如归；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一身只为兴国安邦——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旷继勋 赵博生 段德昌 吉鸿昌 邓中夏

        旷继勋  1895年-1933年

        旷继勋（邝继勋） 男，汉族，贵州省思南县人，中共党员。建立四川省第一个苏维埃县政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发动了清党运动，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在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党员，由于意志不坚定，颓废坠落，自动退党或投降叛变，而旷继勋在这关键时刻毫不动摇，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省委开展党的活动缺乏经费，他设法供给；党的机关，他设法保卫；凶恶的敌将，他设法除掉；不少暴露而无法隐蔽的党员，省委都安排到他的部队里，旷继勋保护了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党组织度过了困难时期。

        旷继勋这支党掌握的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使四川反动当局对驻在省会成都附近的这支部队日益不安，他们企图寻机改编和消灭这支队伍。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决定，旷继勋于1929年6月29日率全旅4000多人在蓬溪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部队转战于蓬溪、西充、达县、梁平等地，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后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下，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1月26日，旷继勋指挥红军攻打湖北麻城北面的守敌，经三天激战，共歼敌5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在实施“围城打援”的战术方面创造了经验；2月，旷继勋又指挥红四军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攻打河南新集(今新县)，此次攻打新集，旷继勋指挥部队先将新集团团围住，并亲自视察地形，运用他在四川的作战经验，从五六十米开外，向围墙下挖地道，在围墙下坑道内用炸药炸开一丈多宽的口子，红军在硝烟弥漫中奋勇冲击，一举攻占新集，从此拔除了恒亘在鄂豫边和皖西北之间的障碍，使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成了根据地的政治中心，这次战斗是红军战史上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的成功战例；3月，继新集战斗后，旷继勋又指挥红十一师主力攻打敌三十师，仅7小时即全歼该师，俘敌5000余人，缴获6000余枪、迫击炮14门，取得了空前大捷。

        正当旷继勋在党的领导下，在鄂豫皖根据地胜利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旷继勋坚持党性原则，与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不因受错误打击而放松革命工作。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立三路线之残余，已将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1931年4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控制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把张国焘派到了鄂豫皖，张国焘对旷继勋等百般挑剔，无理否定根据地的成就，强行执行各项“左”倾政策。由于旷继勋对“左”倾路线不满和抵制，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旷继勋被撤消军长职务，调任红十三师师长。但他不计地位的高低和个人得失，仍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他积极筹备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战关系，旷继勋写信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等原在军阀部队里的同事和朋友，开导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或保持中立，但信却落在张国焘手中，成了与国民党勾结的罪证。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逮捕了旷继勋，并于1933年6月，将他秘密处死于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肃反”问题时说：“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以烈士待遇。”

        赵博生  1897年-1933年1月8日

        赵博生，原名赵恩溥，河北省黄骅县人。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到1931年在冯玉祥部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黄骅市腾庄乡慈庄，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房基为青砖砌筑，砖墙基设芦苇隔碱层，7岁入本庄私塾。1914年他读完私塾，此间他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决心要改造社会，立志要救国救民。1914年经其叔叔赵以立介绍在保定军官学校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1917年赵博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皖系军队中当见习官。直皖战争后，他又转入直系，担任无线电中队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又落到奉系军队中。在苦闷焦灼中，他听说冯玉祥的部队纪律严明，于是又欣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

        1930年，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冯玉祥主力被蒋介石收编。赵博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屈从，决定率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摆脱军阀的控制，建立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为救国救民而战斗的爱国军队。官兵们一致推举赵博生为司令员，成立三民主义救国军，拟入汉中，开辟革命新路。但在部队到达东江口时，遭遇土匪武装袭击，因寡不敌众，部队退守深山。部队在深山坚持20余日，在种种困难的压迫下，不得不解散，并相约待机再举。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响应北伐。国民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影响着赵博生和国民军的广大官兵。1929年，赵博生派其心腹张志诚去寻找共产党。1930年赵博生接受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担任了该军的参谋长。不久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去剿共。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前夕，赵博生派人到上海费尽周折也没有同共产党取得联系。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关注到他的政治态度，并派地下党员罗亚平与他联系。1931年9月党组织经过讨论批准他为中共党员。

        赵博生于1930年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事未成，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奉命南下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均遭失败，困于江西宁都，对蒋介石打内战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曾请求北上抗日，被蒋拒绝。

        1931年11月14日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起义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后，正式宣布起义。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了三人，死了两人。还有就是李松昆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

        “宁都起义”——1931年12月，当时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和董振堂等人的指挥下，共有1.7万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加入了红军。此时红一、三军团加起来才三万多人，宁都起义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苏区的军事力量。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镇、九堡镇、沿坝（位于云石山乡）等地进行整编。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蒋介石军队。1月8日，战斗开始后，蒋介石部队的进攻十分猛烈，赵博生在距蒋介石军队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段德昌  1904年8月—1933年5月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南洲镇火箭村，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指挥员、军事家。1924年，段德昌创办新华中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后，发起组织“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领导开展游击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0年7月4日，段德昌提出巩固新苏区、停止南征的主张，被中央代表否决。结果，南征失利，不仅丢了新苏区，而且连洪湖老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面对不利局面，段德昌与贺龙极力主张回师洪湖，重振根据地，遭到排斥。

        1930年12月初，段德昌被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红2军团在杨林市作战失利，他收拢一部分失散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返回洪湖，并很快同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取得联系，把先后回到洪湖苏区的近千名红军战士集中起来，组建新6军（后改为独立团），他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严峻形势下，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在运动中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

        1931年4月，红二军团奉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段德昌任红9师师长。同年夏，国民党政府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段德昌率红九师二十六团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破除洪湖北面之敌，并胜利迎接贺龙红三军东进洪湖，同年11月，段代表洪湖苏区出席瑞金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至1932年上半年，在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此后，湘鄂西根据地军民就送给了段德昌“常胜将军”的美名。

        1932年上半年，段德昌率领红9师，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法，连续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大了苏区。同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第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领红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1933年，湘鄂西苏区开展的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段德昌被“左”倾代表夏曦诬为“改组派”强行逮捕。同年5月1日，被错杀于湖北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年仅29岁。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后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段德昌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吉鸿昌  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

        吉鸿昌，字世五，原名吉恒立，抗日英雄，爱国将领，河南省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吉鸿昌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中正的妻子宋美龄和姻亲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

      临行前吉鸿昌为了表示心中的悲愤，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写下了"恨不抗战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就义诗。吉鸿昌的逝世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中华民族的抗战救亡的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吉鸿昌是一个真正的为民造福的将领。

        如今的中国早已山河无恙，如今的国人很少经历过那段山河破碎、动荡不安的日子，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如今能够安安稳稳的坐在光明的教室里上课，是无数先烈前辈用鲜血换了的成果。

       吉鸿昌作为一名"民族英雄"可能很少人知道他，但是一定听说过他的事迹叫做"我是中国人"。这样的精神应该被传承，应该作为如今时代教育的重点。吉鸿昌是一个"民族英雄"，为中国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付出了生命。不论是参加冯玉祥的部队做了军阀，还是进入蒋的队伍，最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他也没有看到中华民族胜利的盛况。

吉鸿昌使用过的大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一直以此为座右铭，时刻勉励自己能够勤政爱民。

        邓中夏  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

        邓中夏，男，汉族，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领袖。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邓中夏从小入私塾读古书，后入县办小学、衡阳中学，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是到校内兼职的杨昌济老师(杨开慧之父)欣赏的学生。因经常去杨家请教，邓中夏结识了第一师范的毛泽东，经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邓中夏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1923年到1924年间，邓中夏先后在《中国青年》、《平民》周刊、《中国工人》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点之后，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在1927年春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小册子中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立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在大革命初期就已经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了正确的未来发展道路，难能可贵。他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成立具有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罢工委员会，团结各阶级力量，主张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发动工人下乡参与农民运动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地践行了这些理论。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援救长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化名施义，据理力争，还请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一同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邓中夏《胜利》

        邓中夏说：“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在邓中夏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一股始终保持不为强敌所屈、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所惑的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