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的100位人物

一个党的奇迹首先就是其成员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100年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枪林弹雨中视死如归；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一身只为兴国安邦——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刘伯承 叶剑英 张秉贵 徐向前 吴运铎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意志如钢的“军神”

        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并肩者”与“共肩者”

        刘伯承和邓小平二人之间的关系，有人将其比喻成“并肩者”与“共肩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俩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使一二九师像一把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脏——太行山区。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邓二人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据刘邓老部下们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是为强将。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创造出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在长期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正是这样的一对亲密战友，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他们在战场上配合默契，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76年10月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们的军队。此后，他以很大精力抓了军队工作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他与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张秉贵（1918年～1987年9月18日），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

        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在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许多外地顾客慕名而来，就是要为了目睹他那令人称奇的技艺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张秉贵被誉为“燕京第九景”，是首都人民群众对张秉贵售货艺术的美誉。

        张秉贵1918年出生于北京，只在一所贫民学校上过半年学，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德昌厚食品杂货店当学徒。

        1955年秋，新建的北京百货大楼开张并招聘25岁以下营业员，36岁的张秉贵因有多年的经商经验被破格录取。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张秉贵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一个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外地人会说你那个城市服务态度不好，港澳同胞会感到祖国不温暖，外国人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文明。我们真是工作平凡，岗位光荣，责任重大!"从为国家争光、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出发，他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过硬本领，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商业领域的服务规范。

        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被张秉贵升华为艺术境界。在北京，传统的"燕京八景"名扬天下，而他的售货艺术被人们誉为"燕京第九景"。看张秉贵工作，也成了许多人的一种享受。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经常来欣赏他售货。这位老人说:"我是个病人，每天来看看您站柜台的精神劲儿，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劲儿，我的病也仿佛好了许多。"一位音乐家看他售货后说:"你的动作优美，富有节奏感，如果配上音乐，是非常动人的旋律。"随着张秉贵名声的升高，来买他的东西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为了看他的表演，热情的顾客曾经将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挤碎。在北京街上，张秉贵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去洗澡时有人愿给他搓背。1987年患癌症病重住院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教授、专家，更多的是热爱他的顾客。一位看过他售货的国际友人曾经感慨地说:"这种场面，在国外只有名声好的政治家和红得发紫的影视明星才能遇到，而中国的一名普通售货员能享此殊荣，真了不起!"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1990年9月21日），字子敬，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徐向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批毕业生，好学不倦、艰苦朴素，人称“布衣元帅”。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原名“象谦”改为“向前”，表明自己为党的事业奋勇向前，永不回头的决心，他温文尔雅，却善打硬仗，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穷苦的农家，其父徐懋淮是个秀才，给儿子取名为徐象谦，希望其今后能谦虚做人。1924年，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27年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1927年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他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1991年5月2日），男，祖籍湖北省武汉市，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吴运铎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前苏联人民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1991年，吴运铎被命名为全国自强模范。2009年，吴运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2019年9月25日，吴运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中国保尔炸不倒

        1938年9月，吴运铎转辗到皖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在革命队伍中，吴运铎读完了中学课程，并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理论。他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和厂长。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一无资料，二无材料，为了供应前方的军需，吴运铎毅然挑起了重担。在古庙中，将大殿当生产车间，配殿当修枪厂，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为研制子弹，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吴运铎只好去找代用品。想方设法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因为火柴头爆炸力太强，他就用锅灶上的烟锅子掺在一起，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难题。制造弹头的材料更加缺乏，他就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铅经不住高热，步枪有炸毁的危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工机床，他就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上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利用废钢铁，加工成各种简易的机床，装备了军工厂，突破了难题。先后发明、制造了各种地雷和手榴弹。在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军工厂修复了大量枪械。为试制各种弹药，他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

    吴运铎在新四军医院养伤的时候，听前线下来的伤员介绍:由于武器缺乏，有的战士还在使用鸟枪打仗;每个战士一般只有3发子弹，平时为壮声势不得不用高粱秆把子弹袋撑起来;打完了仗还要把弹壳捡回来上缴以重新复装。他在医院再也躺不住，不顾伤口未痊愈，便拖着伤残的身体、拄着树棍回到工厂。第二次负伤时，他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就在床上画武器的设计草图，导致伤口迸裂，鲜血直流，但他浑然不觉，医生不得不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在新四军里，鉴于日伪军在淮南津浦路四处修筑了碉堡群，步枪手榴弹难以对付，吴运铎便设计制造出专门攻坚用的简易平射炮。在攻占鸡岗的战斗中，36门平射炮一齐开火，碉堡即刻土崩瓦解。后来他又把炮的口径从36毫米扩大到42毫米，增加射程到4公里。他设计制造的枪榴弹，射程达540米，也很受部队欢迎。一次，美军飞机轰炸日本占领区时，投下的炸弹有8颗未炸，吴运铎便去拆卸。此时，炸弹里面的机件因震荡变形，落弹又相距很近，一个爆炸就会引爆其它。吴运铎让大家躲到安全的地方，自己不顾生死，上前细心检查构造，谨慎地拆下引信，不仅为民消除了危险，而且从中取出了大量炸药。

        《把一切献给党》

        1952年，吴运铎出版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写的是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的感人故事。这本书发行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总共出版七百多万册，被译成俄文、乌克兰文、蒙古文、朝鲜文、日文、英文等在许多国家发行，多次再版并广为流传，影响了几代人。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赤子之心，将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成为兵器工业薪火相传的“根”和“魂”。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吴运铎就把献身党的事业作为毕生追求，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以铮铮铁骨书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兵工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求是》杂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