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的100位人物

一个党的奇迹首先就是其成员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100年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枪林弹雨中视死如归；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一身只为兴国安邦——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竺可桢 王稼祥  彭德怀 时传祥 张闻天

        竺可桢  毛泽东让他管天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一个小商人家庭。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起屡次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4年参与创建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1949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1950年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1956年“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竺可桢担任委员会主任；196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7日去世，享年84岁。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 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现代气象科学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 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

        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为纪念竺可桢校长，后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这是其主要文学作品。 

        王稼祥  遵义一票见胆识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6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7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等；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8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0届中央委员等。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阳，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康生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王毛互选定真情

      自从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1935年长征途中举行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气，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王稼祥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博古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来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人物思想

        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安徽同乡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彭德怀  性格倔强的大元帅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男，原名得华，号石穿，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彭德怀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人物轶事忠心爱党1938年4月，彭金华从延安抗大毕业，有一天，彭德怀找到我外公：“金华呀，听说你毕业后组织上安排你留在延安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彭金华说：“延安是革命的根据地，能在这里工作锻炼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珍惜这个机会的。”彭德怀停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咱们家乡白色恐怖很严重，我们党的工作很薄弱，急需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我外公说：“你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能回老家去发动群众，我们共产党员要为劳苦大众着想……”“哥，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回去。”就这样，彭金华回到了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村。当年10月，家乡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成立，彭金华是第一任书记，彭金华之妻周淑身是第一任妇女主任。1940年10月4日，当彭德怀正在华北抗击日寇、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时，国民党潭株警备队利用黑夜，于凌晨摸进了乌石村，包围了彭金华家，7天后，彭金华等8名共产党员在易家湾凤形山龙古坡被枪杀。如果彭金华1938年留在延安，那么他工作的危险程度要相对小很多，但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让他去了最危险的地方，从事最危险的工作，直至牺牲。彭德怀也为了党的事业，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人。  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1948年2、3月间，彭德怀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彭德怀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时传祥  主席请他做贵宾

        时传祥（1915年9月20日-1975年5月19日），男，汉族，山东齐河人，195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他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邀请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0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握着他的手，说到:"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也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人物事迹忘我工作从一个旧社会受人压迫剥削的“粪花子”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清洁工人，时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八年里，时传祥无冬无夏地、挨家挨户地给北京群众掏粪扫污；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老北京平房很多，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非常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他干的这行，是没有节假日的，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块地拣出来。他常说：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 。心怀感恩时传祥带着对党和人民报恩的朴素感情，努力劳动，苦干加巧干，还进行技术革新，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在掏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常年肿胀，被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时传祥干工作从不分份内份外，谁家的墙头倒了，他就主动给砌好，谁家的厕所没有挖坑，他就带上工具给挖好，时间一长，他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关心青年时传祥不仅自己一生投身于首都的环卫事业，还非常关心环卫事业的后继与发展。在他提议下，自1962年开始，清洁队陆续分来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时传祥担任原崇文区清洁队“青年班”班长，担负起这些年轻人的传帮带任务。他通过言传身教，帮助青年人树立了“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出了一个思想过硬、业务一流的青年班，为环卫三队日后不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张闻天  红色教授三让贤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   ，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1959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主要著作有《张闻天选集》。

       张闻天同志是江苏省南汇县人，祖籍江苏无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委派前往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3年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在会上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被推举为党中央“总负责”-总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出席并致悼词，赞颂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